这些女子被编为"劳军团"，白天负责洗衣做饭、照料伤员，夜晚则用另一种方式"犒劳"士兵。勾践给这个制度起了个正式名称，"卒妻制"。

为防混乱，他命人打造三十辆带轮营帐，用牛车拖着随军移动，夜晚围成独立区域。士兵需凭战功兑换木牌"侍寝券"，斩杀十个敌人可享一夜温存，斩杀百人更可独占一帐。

这个设计暗藏巧思，选用寡妇既避免拆散民间家庭，又给了乱世中失去依靠的女子生存机会；凭功绩兑换服务既激励士兵奋勇杀敌，又防止沉溺女色。

果然，越军纪律很快好转，十年生聚期间再未发生扰民事件。公元前473年，这支军心稳固的军队终于攻破吴都，逼得夫差自刎而亡。

制度的传播

勾践的“卒妻制”虽解决了越军的燃眉之急，却像一颗种子落入历史的土壤，在后世王朝的军事体系中生根发芽。汉武帝时期，中原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旷日持久，士兵常年在塞外戍守。

刘彻将勾践的做法升级为“营妓制度”，但选人标准更为严苛，仅征用重刑犯或叛乱者的妻女。这些女子被烙印为“罪眷”，彻底失去人身自由，成为军需物资的一部分。

到了唐朝，军队规模空前庞大，远征高句丽、突厥的战役动辄数年。军妓制度被纳入正规化管理：朝廷在边境设立“营坊”，由官府统一调配女性，甚至按士兵军衔分配服务时长。诗人杜甫在《兵车行》中隐晦提及“信知生男恶，反是生女好”，暗讽乱世中女子沦为战争牺牲品的悲剧。

宋朝则将此制度推向极致。官府设立“乐营”，将战俘家属、罪臣女眷编入名册，并制定《营妓条规》，明确“侍奉者月俸钱三百文，伤病可休五日”。

表面看是给予生计保障，实则将女性物化为可计量的军需品。更讽刺的是，宋真宗时期还出现“犒军券”，士兵凭军功兑换“侍寝权”，与勾践的木牌制度如出一辙。

光环下的血泪账

这些制度维系了千年军心，但翻开背面，尽是女性的血泪史。

被征入军营的女性大多身不由己。唐代营妓李冶在诗作《八至》中写道：“至近至远东西，至深至浅清溪”，以地理之喻暗诉身陷樊笼的绝望。

更残酷的是健康代价，古代军队因缺乏卫生观念，性病在军营蔓延成灾。南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记载，金兵南侵时，宋军因“杨梅疮”（梅毒）减员竟超过战场伤亡。

道德困境同样尖锐。明朝学者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痛斥：“以妇人充卒伍，夷狄之俗也！”认为用女性身体换取军纪，实则是文明的倒退。而民间话本更直白，元杂剧《汉宫秋》里，被迫成为营妓的女子哭诉：“我本良家子，零落依草木”，撕开了制度温情的假面。

朱元璋的抉择

转机出现在明初。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了一道石破天惊的诏令：“罢营妓，敢藏匿者斩”。这一决策与他出身草根密切相关。少年时目睹元朝兵痞强掳民女，其嫂亦险遭凌辱，使他深恶“以女饲兵”的旧制。

废除过程却非一纸圣谕那么简单。朱元璋配套推行了三大措施，严刑峻法，颁布《大明律》，规定奸淫民女者“枭首示众”，连高级将领蓝玉也曾因强占战俘妻女被杖责；划拨荒地让士兵携家属戍边，仅辽东军屯就安置3万余户，边关渐闻孩童嬉戏声。

思想教化，军队设“宣讲使”，用白话讲解“淫人妻女者，天雷殛之”的因果故事，将道德约束植入行伍。

1392年，监察御史郑士元奏报：“各卫所再无营妓踪迹”，标志这项千年制度终告终结。而明朝军队并未因此涣散，戚家军抗倭时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”的纪律，反成强军明证。

历史余响

回望“卒妻制”的兴衰，本质是生存与伦理的拉锯战。勾践的时代，寡妇在乱世中“进营得活”甚至算某种庇护；但制度固化后，宋代乐营女子如同登记在册的兵器编号，彻底丧失人的尊严。

这种压迫的终结，得益于文明的进步。朱元璋的废除令背后，是宋明理学对“人欲”的重新审视。王阳明在军中讲学时强调：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，将欲望管理从生理压制转向精神建设。

而任何将人工具化的制度，终将被历史抛弃。现代军队用婚假、轮休、心理疏导来平衡人性需求，正是千年血泪换来的智慧。如研究者吕建昌所言：“后勤保障的终极目标，是让士兵作为‘人’而战斗，而非作战机器。”

历史的车轮碾过，“卒妻制”已成尘封的伤疤。但它时刻提醒我们：真正的强大，从不是以弱者的血泪为基石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